中国早期的举国体育采用的是省体育总局或某些发达的市体育局领导

　　最近，中国足协开启了所有中国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政策。根据政策，球队不得再出现企业、投资人的名称，也不得出现类似于FC之类的字眼，而是体现且地域传统精神、人文情怀。

　　

　　此新政出台之前，大连一方就将俱乐部名称改为大连人。2020赛季，大连队正是以大连人的名称参加了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

　　

　　12月18日，广州富力俱乐部将俱乐部名称从广州富力改成了广州城队，成为2021新政后第一支改名的球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都支持足协的新政。诸如河南建业、北京国安、山东鲁能之类的俱乐部的企业名称早已渗入到球迷的精神世界，因此，河南、北京、山东等地的球迷掀起了反对中性化的征名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之前，中国俱乐部最大的特点就是俱乐部的名字带有背后投资企业的名字，而这个在欧洲和美洲却异常罕见。

　　这一切跟欧洲、美洲同中国的环境密切相关。足球起源于英国，也是从英国传入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中，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和南美洲是最早接触足球的地区。足球运动的发展就是靠一个又一个俱乐部的发展推动起来的。

　　欧美国家的俱乐部名称有的来源于城市或所在地域的名称、如果有的城市拥有多支球队，那么他们会以所在的区域来区分自己。有的则选择特殊的背景或者神话的名称。

　　

　　西欧国家、南美的名称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而东欧国家则是另一个背景。因为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之后，采取的是举国体育模式。因此，不同的名称背后代表了不同组织。例如俄罗斯、乌克兰的很多球队都带有“迪纳摩”、“中央陆军”、“斯巴达”、“火车头”之类的称呼，他们背后代表的组织不一样。例如“迪纳摩”代表强权组织、“斯巴达”代表农业，“火车头”一般代表铁路组织。

　　

　　二战后，东欧国家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采用举国体育模式。因此，他们效仿苏联的模式命名自己的俱乐部。例如克罗地亚球队萨格勒布迪纳摩、塞尔维亚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贝尔格莱德游击。

　　

　　中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我们采取的也是举国体育的模式。但是我们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国情不同，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早期的举国体育采用的是省体育总局或某些发达的市体育局领导。因此，之前的全运会，中国参赛球队往往是XX省队。

　　体育总局统领下的中国体育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诸如足球类运动发展却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开启了职业化的道路。中国足球如果还按照XX省队的模式，球员的转会将极其受限。

　　然而，职业化初期的中国足球缺少欧洲足球的土壤，无法独立运营。因此，拉企业赞助成为了让俱乐部生存的重要手段。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他们赞助某家俱乐部，需要借助足球的春风打广告。就这样，俱乐部冠以企业名称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

　　中国足球俱乐部是“省（或市）+企业名称”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很多老牌企业开始投入到了本省或本市的足球运动，借以足球冠名为自己打出了名声，他们也通过投资足球，带动了一个地区的青训的发展。例如，河南省的代表河南建业，背后的建业集团就是一家扎根于河南的开发集团。

　　

　　然而，企业的经营是有风险的，有些企业经营效益好的时候，他们投入地就多。有些企业一旦出现了经营不善。我们知道，足球运动的投资前期成本高，短期内很难收回本。因此，有些企业直接选择了将俱乐部转手出去或者寻求伙伴联合。

　　转手出去的俱乐部，往往会将俱乐部的名称改变。例如曾经叱咤中超的天津权健俱乐部（已解散），背后的母公司权健集团因为涉及经济犯罪被迫转手，转手之后，俱乐部就不能冠以权健，而是冠以天海之名。

　　

　　此前，曾有不少企业为了经济效益，多次迁移主场的案例不是没有。直到中国足协出台了不得跨协会搬迁的决定，这种风气才得意制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这种多次跨协会搬迁对于职业足球，尤其是地方足球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

　　

　　此外，很多中小俱乐部宣布破产，似乎更加证实了企业赞助的脆弱性。因此，中国足球俱乐部中性化的名称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足协的俱乐部中性化的目的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借鉴了德甲的“50+1”模式，让中国俱乐部也能被当地的球迷所拥有，培养属于中国的足球文化，让中国的足球文化和地域文化完美融合。

　　中国足球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政策出台后，很多俱乐部开始征集球迷给本土俱乐部赋予地方特色的名称。有些俱乐部更是提前行动，改名成功。例如，大连一方改为大连人，就有大连文化特色的含义。既代表了大连人的球队，此外，大连人的大连话读法为大连银（音同字），谐音大连赢。

　　

　　广州富力俱乐部则将俱乐部名称改为广州城，意为自己是广州城市的代表，也是自己扎根于广州青训。

　　然而，中国足协的做法，却犯了一刀切，未能做到辩证法当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是学习德甲的“50+1”模式。但你可知，德甲的模式还有“拜耳条款”，即在1999年1月1日之前，如果一家企业连续经营俱乐部达到20年之久，那么该企业就可以完全拥有球队，不受“50+1”条款的限制。

　　拜耳条款在德国有两支球队，一支是勒沃库森。虽然球队1984年才改名拜耳勒沃库森04，但该球队自成立伊始，就跟拜耳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球队允许了保留拜耳的名称。

　　

　　另一支球队就是沃尔夫斯堡。在1999年1月1日之前，大众集团已经掌握俱乐部超过了20年。虽然沃尔夫斯堡没有冠以大众的名称，但大众已经可以拥有这支俱乐部。

　　

　　中国足协的一刀切政策，一些球队的球迷却强烈反对强制改名。尤其是河南建业、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天津泰达这类老字号球会。通过翻看中国足球职业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端倪。以河南建业俱乐部为例，建业集团自1994年赞助河南足球以来，早已成为河南球迷心中的标志。

　　26年以来，建业集团从没离开过河南足球。在河南球迷看来，建业早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名字，而是河南人的一种文化象征。如果学习德国的“50+1”模式，为什么不学习的的“拜耳条款”把建业留下呢？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河南人身上，北京、山东、浙江、长春球迷或许也是感同身受。

　　

　　另外我们要说的一只俱乐部就是天津泰达。虽然名称变了再变，但是泰达一词来自英文“TEDA”的音译，本意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恰恰代表了天津人不畏艰险，用于开发的精神。

　　

　　足协杯淘汰赛，天津球迷打出的“泰达早就刻在心里了，真要拿刀剜走吗？”就是对于一刀切的不满。

　　从以上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足协的初衷是好的。但强制改名，却让一些有志于足球事业发展的企业扎根足球20多年的努力白白流逝，这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足协及其上层要求俱乐部改中性化名称用意是好的。一方面，培养球迷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中国足协一刀切和冒进的政策着实让人难以认同。尤其是对于河南建业、北京国安、天津泰达这一类扎根足球20多年的俱乐部球迷来说，这种强制改名难以培养球迷的认同，这与足协的初衷背道而驰。俱乐部改名现在没有结束，也远没有结束，但培养一种属于中国的球迷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lexander）